杜然的blog——i'm blinded by blackness

真是糟糕。在台湾作家张大春与李锐、余华、阿城等大陆作家的对话结束后，我才发现按错了mp3的键——我按下的是播放键而不是录音键，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二个多小时里，这个mp3一直在自顾歌唱，而没有录下它本该录下的部分精彩部分乏味的对话内容。

张大春说，批评家都是作家的寄生虫，在场的作家频频点头，而在场的社科院搞港澳台文学研究的专家们则显得有点难堪。他打趣说，如果批评家没有给作者的作品贴上“后殖民、女性、解构主义”等smart jaron，有些作者会比批评者还要不安。他说自己在台湾，是从来不搭理文学评论家的。而余华在随后的发言中，也对评论家的乱贴标签颇有微词，他再次否认了刚故去的格里耶对他的文学创作有任何影响。他开玩笑说，格里耶对评论家的影响其实要比对作家的影响要大。

张大春的演讲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段话是：作家朱西宁（朱天文、朱天心的父亲）曾对他说，有事儿的小说好写，没事儿的小说不好些。在张大春看来，所谓“有事儿”的小说，就是情节性强、戏剧性强、有头有尾……而“没事儿”的小说，就是反映一定深度的人性焦虑，屏蔽掉时间推动的情节……（这一点，倒是跟顾彬的观点有某种类似性）

这次张大春先生的演讲题目叫《台湾小说现代性的发生和解离》。我不太明白“解离”的意思，甚至都不敢确定是这两个字。

见鬼了。离开长安街的社科院大楼时，向来春季干旱的北京竟然下起了颇大的春雨。索性就和同事到米市大街附近的一家台湾餐馆去吃饭。吃过的几家台湾菜馆中，味道最好的还是朝外“太熟悉”后门向西20米一家大概叫“鼎香溪”的台湾菜馆，味道比“鹿港小镇”要好，价格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