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然的blog——i'm blinded by blackness

1990年，彼得·戴维斯跟着英格兰队参加了在意大利举行的世界杯。他不仅赢得了英格兰著名教练鲍比·罗布森的信任，还获得了球员们的关照。在比赛结束两个月之后，戴维斯出版了《一切都结束了——1990年世界杯的决赛》（All Played Out: The World Cup Finals 1990）。在那一年的圣诞节，这是英国图书市场上最火爆的一本书。自这本书之后，图书出版商们开始相信，关于足球的书是可以成为畅销书的，球迷也不都是不读书的流氓。

去年夏天的某个午后，读书杂志《Granta》的编辑马特·维兰德和文学杂志《McSweeney》的编辑肖恩·威尔斯在泰晤士河边的一个小酒馆里碰面，双方发现对方都对世界杯赛事所体现出的国际主义深怀敬意，于是双方约定：邀请参加32位作者来撰写今年参加德国世界杯的32支球队，书名就叫《The Thinking Fan's Guide to the World Cup》，暂且翻译为《知性球迷的世界杯指南》。在一个政治正确至上的时代，这个书名多少显得有点精英文化的色彩。为了这本书，身为“攒稿人”的威尔斯特地把1970年以来30场最重要的世界杯赛事的录影带重新开了一遍。结果可想而知，你要不疯狂地爱上足球，要不需要看心理医生。

维兰德和威尔斯请来的作者主要是英美两国的知名作家和记者。尽管《Granta》和《McSweeney》在欧美文化圈的声誉足以吸引到大牌的撰稿人，但是却不足以吸引他们拿出最新的作品放到《知性球迷的世界杯指南》中——这本书收录的这些作家或者记者原来发表过的与足球有关，甚至无关的文章，比如你若想了解巴拉圭的非法贸易和波兰国内的腐败，都能从这本书中找到相关内容。

感谢互联网以及这些作者平时的阅读积累，即使有些作者显然并没有去过他所写的那个国家，或者对足球的兴趣并没有那么大，他们所知道的也并不比那些非知性的球迷多，但是他们的写作素养使得他们仍然能写出漂亮、好看的文字。当然，在这种情况下，闹点笑话也就在所难免。比如维兰德在回忆1982年世界杯时写道：“英格兰队是我最喜爱的球队，球员的黑短裤和白短袖使他们看起来非常醒目。”显然，维兰德家里要不当时还是黑白电视，或者是他家彩电的色彩控制零件出现了问题，因为当时英格兰队穿的是蓝色的短裤。

亚历山大·奥桑写德国队，是全书最受人瞩目的一篇。亚历山大·奥桑在东柏林长大，从下就怀有当球星的梦想，但是当时德国最著名的球员都住在墙的那边。“10岁那一年，我从一个朋友那儿弄到的一本翻烂的西德杂志上看到了贝肯鲍尔和穆勒球迷会的地址，于是我给他们寄去明信片，解释了我在铁幕后面的生活，并且索要他们的签名照。在我等待他们的回复时，我幻想着他们的回复将会如何改变我的生活……但我一直没有收到他们的回信。”一堵墙，割裂的不仅仅是德国的领土，也包括足球。少年特有的敏感，让他觉得“我的世界狭小逼仄，像是一座孤岛”。两德统一之后，他仍能感到少年时期的阴影所留下的孤独感，当1990年世界的半决赛德国战胜英格兰之后，站在公园里的大屏幕前看球的奥桑跟许多德国人一样，哭了，但是他感到异常的孤独——胜利的那只德国队，并不属于墙这边的，尽管当时那堵墙已经不存在。之后，他移居美国，在一个狂热棒球、橄榄球和篮球的国家，他远离了足球，直到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他到日本遇见了贝肯鲍尔，俩人一起旅行了三天。他一直没有问过贝肯鲍尔是否收到过他的明信片，因为他已经知道，可能一切都是因为误解，许多敌意的缘起都是因为误解。在那次世界杯的半决赛现场，在全场7万名韩国球迷为韩国队的呐喊声中，他想到了在德国的父亲和在纽约的儿子，他们都是德国队的球迷。“在汉城那个闷热的夏夜，我与我的国家队取得了和解。我盯着赛场，看着那些已经精疲力竭的德国运动员们棱角分明的脸。我心中的那堵墙倒下了。我没有感到喜悦，我感到的是轻松。我找到了回家的路。”

同样是本国作者写本国球队，英国作家尼克·霍恩比写的英格兰队，尽管保持了其一贯的幽默，但是对英格兰队40年来编年史式的描述，多少让读者对他感到失望。当然，你也可以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读这本书，因为书中提到了许多跟足球有关的奇闻轶事，球迷读者可以在吹牛的时候大加利用，以显示自己的博学多闻。比如足球在沙特阿拉伯直到1951年才解禁，但先前被禁止的原因一直不明；因为罗纳尔多的父亲崇拜美国总统里根，所以才给他起了这个名字，Reagan在葡萄牙语里就念成罗纳尔多。

比较“搞”的是，书中除了引用各届世界杯的数据，还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版的世界年鉴中引用了2006年世界杯参赛国的一些无厘头数据，比如塞尔维亚和黑山是世界杯所有参赛国中每百万人口拖拉机的拥有量最高的。强烈建议黄健翔和刘建宏等人在转播球赛的时候，对这些数据加以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