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然的blog——i'm blinded by blackness

每次参加记者会，总能碰到一些超级无脑的记者。前天参加中国美术馆的《墨西哥绘画：从壁画三杰到当代展》《墨西哥现代建筑展》《墨西哥当代陶艺展》的发布会。范迪安说到为什么会举办建筑展时，强调中国人近几年越来越关注建筑。旁边一个某著名通讯社的记者在旁边嘀咕：对呀，大家一直都很关注房地产。

我承认我被一些人给打败了。而且是惨败。

采访Uta Grosenick女士那天，是在画廊博览会的演讲厅。前面一位演讲者拖延了时间，等到Grosenick女士上台的时候，已经延迟了半个小时，随后投影仪又出现了故障，进来几个工作人员捣豉了半天也没修好，因为他们完全不懂投影仪。“没有投影仪，我的演讲就无法进行”，看得出，她在努力克制，脖子上的项链都被她挣断了。演讲只能以大家提问的方式进行，一切追求井井有条的德国人，终于被中国人的无序给“打败”了。

Uta Grosenick先后在德国汉堡的Deichtorhallen美术馆和波恩的Bundeskunsthalle艺术馆工作，曾在沃尔夫斯堡美术馆担任策展人。Uta Grosenick的声誉，主要是建立在她成为自由编辑和展览组织人之后，与德国著名的艺术类图书出版商TASCHEN合作出版的多本关注当代艺术的图书上，比如《ART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WOMEN ARTISTS》、《ART NOW》、《ART NOW（VOL 2）》书。

能否请你描绘一下目前当代艺术的图景？
UG：当代艺术目前正处在一个巅峰状态。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画廊、收藏家、交易商、世界性的艺术展，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现代艺术，当然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尽管我不敢说这些艺术家都是优秀的。对于当代艺术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代。许多艺术家都试图在他们的作品中展现出他们眼中的世界，所以通过艺术作品，你能看到整个世界。

与艺术圈的许多人一样，你有着多重的身份。毫无疑问，这些多种的身份便于你进行更为深入的观察，获得更加独特的观点，但同时，也带来了如何保持独立性的怀疑。你认为一个艺术评论家与独立性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UG：首先你必须决定你要的是什么。你是想从这些艺术家身上赚钱，抑或保持独立？如果你坚守独立性，那么你在经济上就可能就会有所损失。你有选择的自由。

在《ART NOW》这本书里面，收录了136位艺术家的资料和介绍。这些人你是怎么挑选出来的？
UG：首先我列了一个名单，这个名单尽量涵盖了不同国家，当然性别也是我考虑的一个因素。名单出来之后，我和许多人进行讨论，包括出版商。

但我还是感觉这本书里面西方艺术家所占的比重太大，而来自亚洲、非洲、南美洲的艺术家比较少。这是出于市场的考虑吗？
UG：我的观点是西方的，尽管我也希望能和不同国家的画廊合作，去介绍当地的艺术家。但我们不能回避的是我们来自西方，而且我们所受的教育也是不同的。现在我也在不断地去了解非西方的艺术家，我想下一本《ART NOW》，会有很大的不同。

你能描绘一下艺术类图书的出版社在德国的生存环境吗？在中国，我很难想像一家出版社可以仅仅依靠艺术类图书的出版而存活下来。
UG：在德国也一样，许多艺术类图书的出版上也会出版旅游类、烹饪类等生活方式方面的图书，有的甚至情色类的图书。仅仅依靠艺术类图书，是难以生存的。

艺术杂志绝非都属于小众读物，英国的《Art Review》（艺术评论）就是如此。既然《Art Review》能把货一直铺到伦敦的地铁报摊上，你就绝对不可能在杂志里看到类似于“不连贯性的感觉也不能排除，因为不连贯性和其他反应相同，只是一种存在与思考的形式，它们不再是（如果它们曾经完全是）直线与统一性的”非人文字。

《Art Review》给自己的定位是：一本国际化的当代艺术和时尚月刊。在这本杂志里，你不仅能看到对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的访问、对私人藏品的介绍、专家对艺术品市场的分析、最新的展览、拍卖信息，还能读到关于摄影、建筑、艺术类图书、电影和设计方面的内容。用《Art Review》杂志自己的解释：这种内容的设置方式是对艺术在视觉文化中所处位置的一种探索。在这本杂志中，还有一个只在时尚杂志才有的八卦栏目——PARTY（派对），刊载的都是艺术PARTY上的名流们搔首弄姿或者真假朋友之间故作亲密状的照片，这个栏目大大拉近了艺术与八卦之间的距离，挺有创意。

 每年11月，《Art Review》都会发表一份“国际艺术界最有影响力的100人”（Power 100）名单。基于《Art Review》的声誉，这份名单自从2002年首度推出以来，每年都受到极大关注。跟这本杂志在内容设置上关注的是宏观意义上的艺术如出一辙，能进入这份100人名单的，除了艺术家，还有美术馆馆长、策展人、评论家、收藏家、建筑家、时尚设计师。在2005年的名单中，著名服装品牌PRADA的设计师Miuccia Prada名列第89位，不过上榜的身份却是收藏家；上榜的知名建筑师共有4位，包括北京“鸟巢”的设计者赫尔佐格与德穆龙（Herzog and de Meuron）、伦佐·皮阿诺（Renzo Piano）、新中央电视台的设计者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和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至于荣登权力榜榜首的，则是年轻的英国艺术家Damien Hirst。当一些古董商正以低贱的价格出售他们的古董时，Damien Hirst制作的一个药柜却能卖出120万英镑的天价；连他的经纪人都进入了100人名单，名列91位；去年，Damien的牙医也曾进入这个名单，因为他就是那个药柜的拥有者。当年，Damien Hirst还一文不名，看完牙医之后只能拿自己的作品作为报酬。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Art Review》再三强调他们只是发布这份名单，而评选权在那些专家手中，比如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当代美术馆（简称MASS MoCA）的专家、国际知名的艺术评论家，他们才是决定谁能进入这份名单的人。
     
《Art Review》目前正在进行改版的筹划工作，新版将在今年7月份推出。“改版后，评论文章会更加尖锐，会有更多图片。”《Art Review》的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多次强调。而该杂志的网站也在进行改版，完成之后，将推出完整的网络版。

Palo Alto 是个大院的名字，位于巴塞罗那的 Pellaires30-38 号。这里在过去是一个纺织厂，现在则被许多艺术家的工作室占据。进入大院，左边有一个小房间，像极了中国大院入口处的传达室，但在这间“传达室”里坐着的是个挺精神的西班 牙小伙子，他没带袖套，手里也没捧着一个被茶垢染成咖啡色的塑料杯。问他Javier Mariscal 的工作室ESTUDIO MARISCAL 怎么走，他用差一点就听不懂的英文告诉我们“向左再向右，左手边就是”。大院里的厂房古旧，如果不是院子里的干净和11月份依旧不显衰败之态的花花草草，真以为自己走进了北京的798。

在1993年的某天， 三个嬉皮士打扮的瑞典女孩也是这么边走边问摸到了ESTUDIO MARISCAL 的门口，她们来自瑞典社民党的执行委员会。瑞典社民党作为一个左派政党，在瑞典执政半个世 纪，但在上一次选举中成为在野党。这几个女孩代表社 民党，希望Javier Mariscal 能帮助该党改变宣传形象。ESTUDIO MARISCAL将宣传logo 中具有工人阶级斗争色彩的象征物去掉，给该党重新设计了一个宣传logo：一朵盛 开的玫瑰，花瓣上面有一张笑脸。第二年，瑞典社民党重新成为了执政党。

经常会有各种出人意料的生意找上 门来，Javier Mariscal 自己也常常觉得眼界 大开。其实也不奇怪，在西班牙的设计界， Javier Mariscal 被人叫做“小飞侠”，他的 作品往往充满了童趣。比如他设计的一把儿童椅 Julian，看上去狗不像狗，猫不像猫， 既可以作为儿童椅，也可以作为小边桌，还可 以给它戴上项圈拖着它在屋子里跑。Mariscal 说他喜欢带功能性的东西，比如 Julian 虽然是 一个雕塑作品，但是它具有许多功能，是为家 庭创作的一个诗意角落。

Javier Mariscal 出生在地中海的港口城市巴伦西亚，家庭成员包括父亲（医生）、母亲（家庭主妇）、三个孩子、仆人数名、奶妈一名。 按照西方的传统说法，Mariscal 一生下来口里就含着一把银勺子；但更确切地说，Mariscal 从他妈肚子里带出来的是绘画和创造的天分。1970 年，20 岁的 Mariscal 到巴塞罗那的一所美术学校学习图画设计，从此之后他整个的艺 术生涯都是在这座城市展开的。

巴塞罗那让 Mariscal 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所有事情他都想去看、去尝试、去反抗。 两年之后，他的第一个漫画作品《玩具马的主人》诞生了：那是一个看到太阳就 high 到不行，看到禁止左转的交通标志就情绪低落的家 伙。 又过了一年，Mariscal 和他的朋友合伙创办了西班牙第一本地下漫画杂志《El Rrollo Enmascarado》，但两个月之后杂志就被政府查封。Mariscal 在这一时期的艺术创作以漫画为主，其漫画风格明显受到美国漫画的影响。这一时期他还创造了一个非常有影 响力的漫画作品《Garriris》，主人公是一只叫Piker 的老鼠和一只叫 Fermin 的猎犬，他们四处煽风点火惹乱子，喜欢喝朗姆酒和可乐，喜欢谈论女人。他们还有两个朋友，一个叫 Chincheta，还有一个就是上面提到的Julian。实际上，漫画里这 两个主人公的原型就是Mariscal 自己和他的朋友。1977 年，Mariscal 举办了他的首次作品展《Gran Hotel》，评论界认为这是 Mariscal 创作生涯的第一次爆发。这一时期 Mariscal 的另一件代表作，是对Barcelona（巴塞罗那）这个名字用一种新的图形方式进行定义：BAR-CEL-ONA（见照片）。

不久，西班牙的家居品牌Vincon邀请Mariscal加盟。Mariscal为Vincon设计了许多带有50年代风格的产品。1980年， Mariscal为自己老家的Dúplex 酒吧担任设计工作，直到快开业，酒吧还没有一个能够代表其风格的设计元素，于是Mariscal 设计了一个叫 Dúplex barstool 的吧椅，这是他设计的第一件家具作品。与此同时，西班牙设计师Ettore Sottsass 正在为米兰举行的首届孟 菲斯国际造型展（Memphis International Style Exhibition）作准备，为了寻找新的灵感，他邀请Mariscal 加入展览。Mariscal 设计了两件作品：Hilton 推车和Colón 桌。这一时期他的另一件家具代表作是 Valencia 台灯。

整个八十年代的头五年，Mariscal 沉湎在对绘画的热情中，他创作了大量的美术作品。但与此同时，对身份认同的困惑开始困 扰着他。无论是在漫画、家具设计、室内装饰还是美术创作领域，他都是成功的，但究竟以什么职业作为他的未来呢？这种天才人物所特有的烦恼，实在无法为平凡人所理解，甚至认为这简直就是矫情，是天才人物对平凡人物的一种“ 优雅的”侮 辱。Mariscal 最后的决定是：既然样样都不错，那就全面出击。不久，他就接到邀请，到巴黎的蓬皮杜中心和德国卡塞尔文献展上展出自己的作品。

1988年，西班牙奥委会邀请了6个设计 团队进行巴塞罗那奥运会吉祥物的设计，最后，Mariscal 设计的小狗Cobi 荣誉当选。这是奥运会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吉祥物，为奥委会带来了丰厚的市场回报。奥运会的吉祥物向来具有强烈的迪斯尼风格，Cobi 的构图虽然简单，但具有强烈的视觉效果，而且适合任何媒介来表现，无论是平面，还是用金属或者塑料进行雕塑。西班牙著名建筑师、设 计师 Emma Dent Coad 对 Cobi 的评价是：“它的成功基于两个层面：从外表上看，它是一只普通的家狗；但另一方面，它又具有颠覆性。”1990 年，Mariscal 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工作室的成员包括摄影师、室内设计师、编辑、建筑师、电脑专家、版式设计、插画家、创意顾问，他们承接的项目包括城市规划、室内设计、信息网络、企业形象设计以及任何找上门的稀奇古怪的项目。2002 年，毕尔巴鄂的Gran Hotel 开业，这家酒店所有的设计都是由 Mariscal 的工作室来完成，大到房间、 大堂、网站的设计，小到烟灰缸、板凳的设计。Mariscal 认为，仅仅依靠一个领域的设计， 已经难以解决客户所面临的所有问题，需要图形设计、互动设计、室内设计、产品设计和视听设计的充分合作。Gran Hotel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种介于艺术和设计之间、介于感情的表现和功能的实现之间、介于私密与分享之间的工作,Mariscal觉得很刺激。

1990年，彼得·戴维斯跟着英格兰队参加了在意大利举行的世界杯。他不仅赢得了英格兰著名教练鲍比·罗布森的信任，还获得了球员们的关照。在比赛结束两个月之后，戴维斯出版了《一切都结束了——1990年世界杯的决赛》（All Played Out: The World Cup Finals 1990）。在那一年的圣诞节，这是英国图书市场上最火爆的一本书。自这本书之后，图书出版商们开始相信，关于足球的书是可以成为畅销书的，球迷也不都是不读书的流氓。

去年夏天的某个午后，读书杂志《Granta》的编辑马特·维兰德和文学杂志《McSweeney》的编辑肖恩·威尔斯在泰晤士河边的一个小酒馆里碰面，双方发现对方都对世界杯赛事所体现出的国际主义深怀敬意，于是双方约定：邀请参加32位作者来撰写今年参加德国世界杯的32支球队，书名就叫《The Thinking Fan's Guide to the World Cup》，暂且翻译为《知性球迷的世界杯指南》。在一个政治正确至上的时代，这个书名多少显得有点精英文化的色彩。为了这本书，身为“攒稿人”的威尔斯特地把1970年以来30场最重要的世界杯赛事的录影带重新开了一遍。结果可想而知，你要不疯狂地爱上足球，要不需要看心理医生。

维兰德和威尔斯请来的作者主要是英美两国的知名作家和记者。尽管《Granta》和《McSweeney》在欧美文化圈的声誉足以吸引到大牌的撰稿人，但是却不足以吸引他们拿出最新的作品放到《知性球迷的世界杯指南》中——这本书收录的这些作家或者记者原来发表过的与足球有关，甚至无关的文章，比如你若想了解巴拉圭的非法贸易和波兰国内的腐败，都能从这本书中找到相关内容。

感谢互联网以及这些作者平时的阅读积累，即使有些作者显然并没有去过他所写的那个国家，或者对足球的兴趣并没有那么大，他们所知道的也并不比那些非知性的球迷多，但是他们的写作素养使得他们仍然能写出漂亮、好看的文字。当然，在这种情况下，闹点笑话也就在所难免。比如维兰德在回忆1982年世界杯时写道：“英格兰队是我最喜爱的球队，球员的黑短裤和白短袖使他们看起来非常醒目。”显然，维兰德家里要不当时还是黑白电视，或者是他家彩电的色彩控制零件出现了问题，因为当时英格兰队穿的是蓝色的短裤。

亚历山大·奥桑写德国队，是全书最受人瞩目的一篇。亚历山大·奥桑在东柏林长大，从下就怀有当球星的梦想，但是当时德国最著名的球员都住在墙的那边。“10岁那一年，我从一个朋友那儿弄到的一本翻烂的西德杂志上看到了贝肯鲍尔和穆勒球迷会的地址，于是我给他们寄去明信片，解释了我在铁幕后面的生活，并且索要他们的签名照。在我等待他们的回复时，我幻想着他们的回复将会如何改变我的生活……但我一直没有收到他们的回信。”一堵墙，割裂的不仅仅是德国的领土，也包括足球。少年特有的敏感，让他觉得“我的世界狭小逼仄，像是一座孤岛”。两德统一之后，他仍能感到少年时期的阴影所留下的孤独感，当1990年世界的半决赛德国战胜英格兰之后，站在公园里的大屏幕前看球的奥桑跟许多德国人一样，哭了，但是他感到异常的孤独——胜利的那只德国队，并不属于墙这边的，尽管当时那堵墙已经不存在。之后，他移居美国，在一个狂热棒球、橄榄球和篮球的国家，他远离了足球，直到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他到日本遇见了贝肯鲍尔，俩人一起旅行了三天。他一直没有问过贝肯鲍尔是否收到过他的明信片，因为他已经知道，可能一切都是因为误解，许多敌意的缘起都是因为误解。在那次世界杯的半决赛现场，在全场7万名韩国球迷为韩国队的呐喊声中，他想到了在德国的父亲和在纽约的儿子，他们都是德国队的球迷。“在汉城那个闷热的夏夜，我与我的国家队取得了和解。我盯着赛场，看着那些已经精疲力竭的德国运动员们棱角分明的脸。我心中的那堵墙倒下了。我没有感到喜悦，我感到的是轻松。我找到了回家的路。”

同样是本国作者写本国球队，英国作家尼克·霍恩比写的英格兰队，尽管保持了其一贯的幽默，但是对英格兰队40年来编年史式的描述，多少让读者对他感到失望。当然，你也可以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读这本书，因为书中提到了许多跟足球有关的奇闻轶事，球迷读者可以在吹牛的时候大加利用，以显示自己的博学多闻。比如足球在沙特阿拉伯直到1951年才解禁，但先前被禁止的原因一直不明；因为罗纳尔多的父亲崇拜美国总统里根，所以才给他起了这个名字，Reagan在葡萄牙语里就念成罗纳尔多。

比较“搞”的是，书中除了引用各届世界杯的数据，还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版的世界年鉴中引用了2006年世界杯参赛国的一些无厘头数据，比如塞尔维亚和黑山是世界杯所有参赛国中每百万人口拖拉机的拥有量最高的。强烈建议黄健翔和刘建宏等人在转播球赛的时候，对这些数据加以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