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然的blog——i'm blinded by blackness

在每日收到的数十封垃圾邮件中，关于两种商品的垃圾邮件（spam）最多，一类是伟哥（Viagra），一类是阴茎增大药物（penis enlargement）。如果收到这种邮件属于偶然性事件，倒也罢了；但如果垃圾邮件提供商是有针对性的发送，我一定要回赠一张照片，用不容置疑的事实来说话。

为了躲开垃圾邮件的屏蔽软件，spam提供商们在Viagra这个词的拼写上使出了各种花招，比如V.i.a.g.r.a、V!A6RA、\/lagra、V1@gra、V_i_a_g_r_a，而阴茎增大药物则拼成“pen1s en1argement”。还有的使用更为曲折的表述，比如sildenafil citrate（西地那非柠檬酸盐，西地那非是用于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药物）、impotence meds（疲软良药）、the little blue pill（蓝色小药丸）。

加州首府萨克拉曼多有一个叫Rob Cockerham的人，他通过数学公式计算出Viagra这个词一共有600,426,974,379,824,381,952种拼写方法。在他的网站www.cockeyed.com上，有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知识。cockeye，斜眼（不是鸡眼），听起来就是一个好玩的网站。

当一个头发像疯子的家伙喊出“关掉哈佛，关掉耶鲁，关掉普林斯顿”时，数百名听众发出一阵欢呼。彻底关掉！把他们的校园改建成豪华商住楼，学生分散到美国前十名的大学，把他们获得的捐赠送给慈善机构，或者用来购买加拿大。

这一幕发生在不久前一个周六的晚上，这是《纽约客》杂志文学节的一部分——辩论常春藤联盟是否改关掉。那个头发像疯子的家伙名叫Malcolm Gladwell，写过两本畅销书《The Tipping Point》和《Blink》。他的辩论对手是Adam Gopnik，两人都是《纽约客》杂志的记者。

毕业于多伦多大学的Malcolm Gladwell，是出了名的常春藤联盟反对者。他在2005年一篇文章中写道，常春藤大学的入学程序古怪、武断、荒唐。在这天晚上，他把自己的观点推向了一个极端：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应该消失。

常春藤联盟由美国东北部八所大学和学院组成，包括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达特茅斯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在美国，对于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等名牌大学的入学标准，一直存在着争议，他们似乎看重学生的家庭背景多过看重学生自身的能力。

Malcolm Gladwell核心观点是，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这三所大学在促进社会流动性方面毫无建树；他还认为这三所大学已经成为了某种消费偏好，而非一个学习的地方。比较有意思的是听众的热烈反应，似乎表明了众人对精英教育的反感。

《The Overachievers: The Secret Lives of Driven Kids and Secrets of the Tomb: Skull and Bones, the Ivy League, and the Hidden Paths of Power》一书的作者Alexandra Robbins说，目前对常春藤联盟身上的神秘感正在消退，但她也承认，进入这些大学越来越难。她说，其实许多大学已经追了上来，甚至超过了常春藤联盟。

出人意料的是，有时候拥有常春藤联盟的文凭反而成为找工作的阻碍。Robbins说她最近和一家大公司的CEO聊天，这家公司有一项非正式的政策，即不聘用常春藤联盟的毕业生，因为这些人身上有着强烈的精英意识。Robbins自己也毕业于耶鲁，但她说自己能避开这个话题的时候，就一定尽量避开。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Jim Newell为一个关于常春藤联盟的博客（www.ivygateblog.com）撰稿，他认为大家对常春藤联盟的厌恶主要是因为其固有形象不佳，而且每年这些学校要拒绝很多的申请者，所以很容易造成对这些学校的不满。

Michele Hernandez是美国最著名的大学升学顾问，她提供一个5年打包计划，收费4万美元。去年，她从帮助学生进入名牌大学的服务中挣了100万美元。她说自己有时候也会建议学生不要眼中只有常春藤联盟，但这种劝说往往无效。她说，即使关掉这些学校，还有其他的学校会顶替它们的位置。

关于这种仇恨来源的另一种解读是——嫉妒。加州州立大学富乐顿分校的心理学副教授Sarah E. Hill专门研究妒嫉心理，她说，在《纽约客》辩论的现场，观众的反应说明他们认为常春藤联盟的毕业生拥有某种不公平的优势，所以除掉这些学校的主意让人兴奋；这就好比：哈哈哈，让你牛，我把你的标签给摘下来了！

美国经济学家Caitlin Knowles Myers和她的学生在波士顿地区的8家咖啡馆观察男人和女人等咖啡的时间，结果发现，男人得到咖啡的时间比女人要快20秒。调查还发现，黑人比白人要等更长时间，年轻人比老年人要等更长时间，长得不好看的比长得漂亮的要等更长时间。

你可能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男人喜欢点一些比较简单的饮料，而女人喜欢点一些制作起来比较费时的饮料。但调查显示，点复杂饮料的女人依旧要比同样点复杂饮料的男人等更长时间。

这项研究还发现，当咖啡馆的员工都是男性时，女性顾客的等待时间长于男性顾客；当咖啡馆的员工都是女性时，女性顾客所面临的延迟几乎不存在。发表在《Slate》杂志上的这篇文章，试图对这一现象背后的成因进行分析和解读。文章说，现在还不清楚女性顾客面对男性服务生而被迫要等更长的时间，究竟是因为男性对女性的歧视还是男性服务生经常把时间浪费在调情上。歧视说似乎更站得住脚，因为调情将会增加女顾客的等待时间，这就意味着排队等咖啡的顾客会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有时间调情？

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咖啡馆似乎是一个充分竞争的行业，我们的经济学家都认为，竞争将会消除歧视。

这个观点来自于1992年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Gary Becker在50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中，Gary Becker认为：服务欠佳或者价格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以及那些拒绝聪明的少数族裔求职者而只招聘不是那么合格的白人男性求职者的企业，将会遭受经济上的损失。如果这个企业是政府所有或者属于强大的行业垄断者，这种做法虽然可恨却也奈何不得。但采取种族或者性别歧视的企业，不等人权律师的介入，就会因为不能适应竞争而被破产法院宣布倒闭。

Becker的理论有证据支持。经济学家Sandra Black和Elizabeth Brainerd都已经发现，随着国际贸易的蓬勃发展，许多领域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并因此减少了歧视发生的可能性。

但Becker没法说出竞争机制在消除歧视方面有多大的可靠性，以及以多快的速度能消除歧视。《Slate》杂志上的这篇文章对此倒也有一番解释——“何时”一类的问题向来是经济学家的盲点。

对于咖啡馆性别歧视的研究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咖啡零售业似乎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行业，但为什么性别歧视依旧存在？

有一种可能性：竞争对手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更何况，咖啡零售行业的竞争激励程度不过尔尔。还有一种解释，就是市场力量正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文章的结尾说：“或许，迟早会有某家咖啡零售企业建立起门口挂有“男人禁止入内”牌子的连锁咖啡店。”这倒不失为消除这种歧视的一种比较靠谱的方法。且慢！这次是男人该抱怨受到歧视了。

今天在办公室闲来无事，翻阅本报的一份增刊，发现一篇有趣的文章，作者是渣打银行资深经济师王志浩（一个老外）。

总说中国的变化快，究竟有多快？假如你躺在法国南部的海滩上懒洋洋地阅读，当地30年的变化等于中国多少年的变化？

王志浩写道，鉴于中国发生的大多数变化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平均个人财富的显著增长息息相关，因此，通过计量一段时间内个体平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可以粗略地衡量某一社会发生变化的速度。具体的计算方法很简单：用当地货币不变价格计价的人均GDP，计算出60多个国家1980年至2007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使用不变价格得出的数据能够反映真实变化情况（因为不受通胀影响）；使用当地货币则避免了外汇风险。

按照王志浩的计算，美国的1年相当于中国的1/4年，或者2.8个月；英国的1年相当于中国的3.1个月；换句话说，一个英国人或者美国人在中国3个月里感受到的变化，他要在老家呆1年左右才能感受到；也就是说，中国的生活节奏快了4倍。假如你躺在法国南部的海滩上懒洋洋地阅读，当地30年的变化等于中国5年的变化，这与尼日利亚与中国的对比变化一致。在亚洲国家中，新加坡的1年等于中国的半年，而韩国的1年相当于中国的8个月。

当然，这种计算方法还是存在问题。王志浩指出，首先，很多变化没有体现在GDP中；其次，没有对收入的购买力进行调整；第三，计算使用的是1987至2007年的平均增长率，因此，如果某一经济体近年增长率出现猛增或者狂降，测算数据是无法体现这种变化的。以巴西为例，虽然巴西的1年相当于中国的24天，但巴西人收入增长速度不断加快，国内发生变化的速度也在提高。第四，这个数据没有反映地区差异，比如上海人对变化的感受会多于甘肃的农民。

终于可以对诺曼·梅勒盖棺定论了。首先，他是美国现世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其次，他是声名最为狼藉的美国大作家。

因为急性肾功能衰竭，诺曼·梅勒于11月10日死在了医院的病床上，享年84岁。这应该不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离世方式，死于意外、酒吧斗殴、情敌间的决斗，都更符合他一贯的行事风格。诺曼·梅勒留下了40余部作品，虽然有两部作品获得了普利策奖和一个国家图书奖，但其中半数是垃圾——还从来没有一个重要的美国作家写过如此多的烂作品。此外，他还留下了6个老婆，9个子女，一次失败的纽约市长竞选，拍了几部已经被人忘记的电影，还有无数次的打架斗殴，其中包括几乎刺死自己的第二个妻子，以及咬下一名演员的半只耳朵。

诺曼·梅勒成名得太早。这位出生在纽约、智商高达165的犹太作家，16岁就进入哈佛，不过学的却是航空工程。大学期间对文学作品的涉猎，激发了他的写作欲望。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他被征入伍，来到菲律宾莱特岛，期间并未经历过什么大的战事。退伍后，他把这段经历写成了《裸者与死者》（1948年），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这本充满了“fug”字眼（诺曼·梅勒发明这个词以代替另一读音相近的脏话）的小说，在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上停留了一年的时间。这本书出版的时候，诺曼·梅勒正在巴黎大学念研究生，在他回到美国之后，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被称之为“又一个海明威”，那一年他才25岁。他后来说：“……被称为一位重要的美国作家，这不是一个25岁的年轻人应该扮演的角色……我有段时间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叫诺曼·梅勒的人的秘书，要想和他接触，就得先找我。”

诺曼·梅勒一向自视甚高。他自认为《裸者与死者》是《战争与和平》之后写得最好的一本小说，而他的理想，是写出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马克思、乔伊斯和佛洛伊德、司汤达和托尔斯泰、普鲁斯特和施本格勒、福克纳甚至是已经腐烂的海明威都会来读的一本书。”但在2005年，他在接受《滚石》杂志采访时，终于承认放弃这一理想。当年的评论界的确给予了《裸者与死者》一边倒的好评，但在诺曼·梅勒创作生涯中，仅此一次。他随后的两部作品，都招致如潮的恶评，这导致了两个结果：诺曼·梅勒转而投入新闻写作，并成为新新闻写作的开拓者之一；他与评论界保持了终身的紧张关系，甚至包括肢体冲突——一本杂志在以一幅讽刺他的漫画作为封面后，诺曼·梅勒恼羞成怒，一次在马路上偶遇那本杂志的出版人，他上去就给人家一大嘴巴。

整个五十年代，诺曼·梅勒除了酗酒吸毒，还为《老爷》《党人评论》《哈泼斯》等杂志撰写社会文化评论；1955年，他与汤姆·沃尔夫等人创办《村声》，这是美国的第一份非主流周报。1957年诺曼·梅勒发表的《白种黑人》标志着他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文化评论家，这篇文章定义了hipster这个词——指那些信奉存在主义，或吸毒、迷恋爵士乐，与传统道德观格格不入的城市新冒险家。这篇文章也成为了“垮掉的一代”的经典文本。

在1960年，诺曼·梅勒为《老爷》杂志报道肯尼迪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过程，这是他第一次大规模介入政治新闻。莫里斯·迪克斯坦在分析六十年代美国文化的《伊甸园之门》一书中写道：诺曼·梅勒身上“具有一个早年习惯于母爱的人的懦弱”，但正是这种性格帮助他成为一个比所有同时代人都优秀的记者，“他用一种在记者和社会观察家中无与伦比的分析能力对小说家的眼力进行补充”。诺曼·梅勒的新闻写作，模糊了新闻与小说的界限，后来这种新闻写作方式被称之为“新新闻”。1967年10月，诺曼·梅勒参与了民众在五角大楼举行的示威，一年之后他发表了记录这一事件的《夜晚的军队——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这部作品被视为“新新闻”的巅峰之作，也为他赢得了第一个普利策奖和一个国家图书奖。这部作品发表之后，他成为了美国的花儿一代（flower generation）惟一信任的40岁以上的人。

诺曼·梅勒的性情倾向于自我表演，他迷恋于一种活动家的生活，并渴望成为一名活的英雄。1961年，他试图竞选纽约市市长，他的竞选纲领包括使纽约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但他对政治的涉猎与他对电影的涉猎同样失败。

从美国的民权运动到60年代的反战示威再到70年代的水门事件，诺曼·梅勒用他敏锐的观察力、对环境和情绪的准确把握，生动地刻画出美国民众在不同时期的精神状态。可以说，1950年之后的美国文化图景中，每一个角落都少不了他的影子。但诺曼·梅勒最看重的还是小说作家的身份，当有人夸奖他是美国最优秀的记者时，他当场就翻脸。1965年发表的小说《一个美国梦》，多少为他挽回了作为小说家的脸面。这篇小说中的男主人公视暴力为一种自我肯定，在第一章里他就把自己的妻子杀死了。女权主义者抨击说：这本书就是要教会男人杀死自己的老婆，从此过上快乐的生活。诺曼·梅勒与女权主义者的交恶，源自他对女权运动的强烈否定。他曾公开表示女人都应该被关在笼子里；她们生来就是用于繁衍的工具……当年的《时代》周刊如此描述诺曼·梅勒：“（这些话）为他在沙文主义公猪的圣殿里赢得了一席之地。”

诺曼·梅勒说，每一个婚姻就像生活在一个国家，经历一次不同的文化。在40岁之前，他已经接过四次婚，最短的仅持续数天。巨额的赡养费给他造成极大的经济压力，六七十年代，他写了大量的垃圾作品，其中包括为玛丽莲·梦露写的传记。在这本书中，他首次提出了梦露死于谋杀的观点，尽管后来他承认这个结论下得过于轻率。有作家出来指责他的这本书存在剽窃，诺曼·梅勒反击到：我就是抄，也是要抄莎士比亚或者梅尔维尔。1979年，小说《刽子手之歌》为他带来第二个普利策奖，也挽救了他每况愈下的文学声誉。

对于新技术，诺曼·梅勒一直采取消极态度，他说，技术充满阴险、使人虚弱，当大多数作家都在用打字机或者电脑进行创作时，他一直坚持用钢笔写作，每天 1500字。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到他的高产。在诺曼·梅勒留下的40余部作品中，真正能被称之为小说的，不过10部。今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10本小说《森林中的城堡》，这部作品以魔鬼作为叙述人，描述了希特勒早年的生活。上个月，兰登书屋还出版了他的对话体作品《论上帝》。一些抓住一切机会攻击他的评论家说：看吧，他果然把自己当上帝了。

作家艾瑞克·塔洛夫把诺曼·梅勒称之为美国文坛的疯叔叔，“他可爱又可恨，优雅又粗鲁，精明又愚笨；他是自己最忠实的崇拜者，也是自己最强大的敌人”。现在这个美国文坛声调最高的疯叔叔死了，无论是文学版还是闲话版的编辑，估计都会想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