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然的blog——i'm blinded by blackness

1953年，以赛亚·伯林和牛津大学出版社签订合同，出版他的《自由四论》。伯林恐怕是史上最能拖稿的作者，这本书在16年后才得以出版。

在这16年间，伯林和出版社之间有许多通信。开始的时候，伯林声称，他要在书中回应最新的批评。由于批评不停出现，所以他也就不停地修改他的回应。1962年的时候，他在信中说，决定以1962年1月为界限，不再考虑以后出现的批评。他在那封信中还抱怨自己要出席太多的活动，但他似乎乐此不彼：“既然它们是我去伦敦和国外的唯一借口，我便暗中忠诚于它们，纵然我知道它们有吞噬时间与毁灭精力的特征。”

看到这封信，出版商写了一个便条：“以赛亚·伯林，大拖延者，又一次推迟导言的交稿。”

1967年，在书稿已经制作成胶片之后，伯林又提出修改要求，以那个年代的技术，这无异于重新制作胶片。于是，伯林又给出版商写了一封信，信中言不由衷地对出版商表达了关切：“冒着再一次给您造成巨大折磨的风险（它可能严重损害您的健康；这种健康以及达观，您会在您最近的休假中再次获得），我得提出另一个对您造成伤害的过分要求……” 这个要求是：撤下其中的一篇文章，换上另一篇。

出版商彻底崩溃了。

伯林又写了一封信：“我并未低估我现在带给您的麻烦，但是，这一次，我完善这个本子的要求（替换无疑就是完善）比我容易激起的负罪感要强烈得多……”

书终于出版了，看到样书的时候，伯林不喜欢他的照片印在封面上。于是他给出版商写了这样一份信：“这真是绝对必需的吗？不过事已如此，我也没有必要为这种趣味上的失检而悲痛。”

1993年的时候，《公共知识》的主编给伯林写了一封约稿信，说他的杂志是在伯林的著作影响下创刊的。伯林在回信中对这种肯定表现出了很大程度的怀疑，但听任自己“被这种可能性所奉承，更不用说它有可能是真的了。”

以上内容来自以赛亚·伯林的《自由论》一书的编者絮语，编者叫亨利·哈代。

Estelle在伦敦西区长大，她的声音混合了hip hop、pop、reggae和soul，与那些主流的声音大不同。

《American Boy》

清爽版的《American Boy》，好像这也是感冒版

OneRepulic，又是一个从网络红起来的乐队。

《Stop and Stare》（这只video开始一段拍得很诡异）

《The Opposite of Fate》是一个书名，作者是美国华裔作家Amy Tan(谭恩美)，就是写《The Joy Luck Club》（喜福会）的那位女士。

刚看完《The Opposite of Fate》，这是第一次读她的作品。《The Joy Luck Club》看过电影，没看过书；有段时间在书店里看到《The Bonesetter's Daughter》（接骨师的女儿）放在醒目的位置，也没兴趣看，因为知道海外的中文作家用英文写中国的故事，都一个调调，让人仿佛能闻到一间幽暗的大屋子里飘着的鸦片香。在这一系的作品中（以非虚构类为主），有几个元素是跑不掉的：家里三代之内的某位先人一定是一个大人物的三老婆或者四老婆；母亲或者祖母一定是一个美女，并且在家里受尽老爷的欺凌；军阀的混战改变了家人的命运；对中国人特定的、会引起西方读者极大兴趣的风俗的细微刻画……符合这几个元素的典型代表，是那部叫《Wild Swan》的畅销小说——它使无数多愁善感、对中国女人的悲惨命运充满同情的西方女人，滚烫的泪水挂在腮边，欲滴还留。

《The Opposite of Fate》是谭恩美发表在各媒体上非小说类文章的合集。文字絮絮叨叨，琐碎得很，什么家里请来一个驱魔人抓鬼啦（我喜欢那个驱魔人临走说的一句话：你们不会再有什么麻烦了，至少这个鬼不会再找你们的麻烦了），什么在荒郊野岭买来别墅，与不怕人的松鼠之间的交往啦……但是有几篇倒是写得真好，或者是因为文字，或者是因为观点。《A Question of Fate》写的是作者夫妇的好友Pete被人谋杀的经过，看完让人感叹命运的诡异；她在《The Language of Discretion》一文中，对于美国媒体把中国人刻画成“谨小慎微、谦逊自制”（discreet and modest）的形象表现出了担忧，她认为这正是中国人难以在美国成为高层管理者或者主流政治人物的原因。她写道：And i do believe that anyone would take the description as a compliment--at first. But after a while, it annoys, as if the only things that people heard one say were phatic remarks: I'm so pleased to meet you. I've heard many wonderful things about you...(我当然相信，在开始的时候，谁都会把这种形容视为恭维话。但总听人这么说，就有点让人郁闷了，这就好比你听到的只有客套话：幸会！幸会！久仰大名……)说白了，谭恩美反对的是给人“贴标签”；一旦“标签”成了cliche，你就被定型了，挣脱无门。

某天跟几个朋友在一个很装B的酒吧喝酒的时候，我对在座的郝君说：“最近有人给我传过来一首歌，台湾的王若琳用英文唱的《Let's Start from Here》，听嗓音一点不像19岁。”

郝君说，怎么搞的，最近老有人跟他提到这个人。

三W的出现，极大拓展了口口相传的空间。这几年，很多英文歌都是在网络上像潜流一般流传（很少听见广播媒体播放这些歌），比如Katie Melua的《Nine Million Bicycles》，比如Tamas Wells的《Valder Fields》（谢谢 Miranda的指正）。所有这些歌，都呈现出一种清新小品式的特征，旋律简单悦耳；我怀疑这代表了相当一部分surfers对音乐的欣赏趣味。需要单拎出来说的，是一个在香港长大、在日本发片的美国女孩Di Johnston，我在一个常来这里的朋友的博客上看到她推荐Di Johnston的《Strangers on a Train》。相比上面几位歌手，Di Johnston的音乐清新归清新，但电子感更强。

我把《Let's Start from Here》传给一个老外，对方的评价是：一点口音都没有，她应该是在国外长大的（对于这一点，我没有找到资料证实）；而且，她的声音很sweet。

“sweet”这个词在我的msn上出现的时候，我一下愣住了。看来外国人对音乐的口味真的要比中国人重，在我们看来不过是“清新”的旋律，在他们那里都可以用“sweet”来形容；估摸在他们看来，这种旋律和嗓音，就像我们眼中的杨钰莹一样。


王若琳 Joanna Wang - Let's Start from Here

Katie Melua - Nine Million Bicycles

Tamas Wells-Valder Fields


P.S.
谢谢  菜园农夫  帮我找到了我原来写过的一篇博客——关于北京有多少辆自行车

不到500万，算上偷的也没有900万

 

作为新闻从业者，弄错一个国家的首都的确不应该，但没必要上纲上线。记得前些时候，是比利时还是哪个国家的元首，在一个公开场合该唱国歌的时候唱成了法国国歌。我猜法国国歌的旋律比较上口吧，这位仁兄张嘴就来。

有多少人能准确地说出南非三个首都的名字极其彼此的分工？有多少人知道加州的首府是Sacrament，而不是LA或者SF？有多少人能脱口而出加拿大首都的名字（渥太华、多伦多还是温哥华）？土耳其的首都是安卡拉还是伊斯坦布尔？只有在一个从小灌输爱国教育的地方，才会把地理知识的错误上升到政治不正确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