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然的blog——i'm blinded by blackness

今天走过一家耐克店的时候，才知道他们把“Just Do It”翻译成“放胆做”。

同事嘀咕道：我还以为是卖保险套的。

古典音乐究竟还有什么妙用，待我从头说起。

昨天在4月号的《读书》杂志上看到王则柯的文章《执行或宽松，概念莫大意》。不知道这个王则柯是不是那个《纳什传》中文版的译者。文章中提到他在加州超市门口发现“No Loitering”（不许闲逛）的牌子。我跟王先生有同样的困惑：商店不就是拿来“逛”的吗？那篇文章倒是提到了这在美国是一项有争议的立法，但并没有指出这项立法所针对的对象。

今天在网上碰见一个生活在加州的朋友，就说起这一段，朋友说：这是针对乞丐的。我说闲逛怎么来界定呢？他说：很微妙，比如你在一家超市呆了一天，就买了一瓶可乐，那么你就属于“闲逛”。

我突然想起北京的地铁有一段时间不许乞讨，后来许多人跳出来说什么“乞讨权”（这也是一个引起争议的法律名词），于是现在地铁上又能看见一些背着音箱卖唱的乞讨者，但是每当出现这样的人，车厢里的喇叭就会广播：抵制地铁中乞讨卖艺行为。听我说完这一段，朋友说，在Santa Cruz Bus Station，他们不停地播古典音乐，贝多芬、莫扎特，一首接一首。

“驱蚊子？”

“驱乞丐。”

“要是这个乞丐有文化，喜欢听古典音乐呢？”

“不可能。乞丐只听rap。”

真是糟糕。在台湾作家张大春与李锐、余华、阿城等大陆作家的对话结束后，我才发现按错了mp3的键——我按下的是播放键而不是录音键，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二个多小时里，这个mp3一直在自顾歌唱，而没有录下它本该录下的部分精彩部分乏味的对话内容。

张大春说，批评家都是作家的寄生虫，在场的作家频频点头，而在场的社科院搞港澳台文学研究的专家们则显得有点难堪。他打趣说，如果批评家没有给作者的作品贴上“后殖民、女性、解构主义”等smart jaron，有些作者会比批评者还要不安。他说自己在台湾，是从来不搭理文学评论家的。而余华在随后的发言中，也对评论家的乱贴标签颇有微词，他再次否认了刚故去的格里耶对他的文学创作有任何影响。他开玩笑说，格里耶对评论家的影响其实要比对作家的影响要大。

张大春的演讲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段话是：作家朱西宁（朱天文、朱天心的父亲）曾对他说，有事儿的小说好写，没事儿的小说不好些。在张大春看来，所谓“有事儿”的小说，就是情节性强、戏剧性强、有头有尾……而“没事儿”的小说，就是反映一定深度的人性焦虑，屏蔽掉时间推动的情节……（这一点，倒是跟顾彬的观点有某种类似性）

这次张大春先生的演讲题目叫《台湾小说现代性的发生和解离》。我不太明白“解离”的意思，甚至都不敢确定是这两个字。

见鬼了。离开长安街的社科院大楼时，向来春季干旱的北京竟然下起了颇大的春雨。索性就和同事到米市大街附近的一家台湾餐馆去吃饭。吃过的几家台湾菜馆中，味道最好的还是朝外“太熟悉”后门向西20米一家大概叫“鼎香溪”的台湾菜馆，味道比“鹿港小镇”要好，价格还便宜。

这恐怕是距离故宫最近的酒店。

走进酒店，没有前台，只有一组橙色的沙发构成的三角形区域；一个德国人和他十名手下中的一位，从为你办理手续开始，就是你的贴身管家。酒店不大，55间客房分布在这栋曾经是清华大学同学会的三层灰色楼房里。这里的房间没有四位数的门牌号码——它根本就没有号码，每扇门上只有中国历史上某个皇帝的名字及其画像。这听起来像是一次历史知识的测试，如果你对中国历史不熟，那么找到你的房间可能需要费一点功夫。

55个皇帝的取舍标准有两个：他必须在故宫里住过，也就是说他得是明清两朝的皇帝；或者，他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皇帝（无论出名的原因是什么），而且历史档案中得有他的画像——否则，门面问题不好解决。

根据这些线索，你能想得出：第一间房一定叫“秦始皇”——这间酒店最贵的房间朝西，窗户正对着乾清宫——理论上，那里是明朝的14个皇帝和清朝顺治、康熙两帝的寝宫；酒店的最后一个房间叫“溥仪”。在这两个皇帝之间，你会看到“成吉思汗”、“宋太宗”等历朝各位皇帝比邻而居或者四目以对；在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隔壁，就是“唐玄宗”，这显然是一个让当事人非常满意的安排。

房间里的设计简洁到北欧得不能再北欧。这间酒店的室内设计师来自德国，甚至酒店的创意顾问也是来自德国，虽然这是一家中国人投资的、充满了中国文化细节的酒店。房间里，深色地板所构成的平面，与白色家具、金属质感的台灯和透明的浴室所构成的立体空间形成了视觉上的张力；而无论是在房间还是走廊，延绵不绝的沙发形成了一个不间断的设计元素。

在五种房型中，朝北的高级套间（Junior Suite）给人的印象最为深刻。尽管因为朝向的缘故风景欠佳，但屋内的设计足以弥补窗外风景的不足：玻璃屋顶呈现了酒店罕见的室内与室外沟通角度；而全开放式的浴室则将坦诚发挥到极致。但这家酒店真正的精华还是在顶层。那里不仅有SPA、健身房、看起来气氛过于轻松的会议室，还有露天的酒吧、餐厅和一个圆型的屋顶大冲浪浴缸，躺在里面能看到故宫和景山，甚至远处北海的白塔——这一取景角度与取景方式，很难再被复制。

酒店的每层楼都有自己的主题色调：一楼是橙色，二楼是海蓝色，三楼是酸橙绿色。位于地下一层的餐厅和酒吧以吧台作为分割点，在色调上延续了橙色的运用。在餐厅部分，有一张可供20人就餐的西式长餐桌，这也是中餐厅少见的元素。餐巾在中国大可作为评价一家餐厅等级的参考指标，许多貌似高级的餐厅，一到这个细节就露了馅——化纤材质的餐巾软塌塌地耷拉着，总让人想起祥林嫂。这家餐厅选用的黑色布质餐巾，用一个玉环扣起，而摘下玉环，可以作为黄酒酒盅的底托。

这家名叫皇家驿站（The Emperor）的酒店，是中国大陆第一家成为“设计酒店（Design Hotel）”成员的酒店。尽管以9结尾的房间定价和以7结尾的餐饮定价听起来过于玄虚（9在《易经》中是最大的阳数，其次是7），但与以皇帝名字命名房间的做法，倒是相得益彰；反正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面前晕头转向、找不着房间的，还是以国际友人为主。

有一次在MSN上跟人聊天，习惯性地把“Beijing”缩写为“BJ”，结果惹来不良人士的坏笑：还有地方叫“口交”(bj也是blowjob的缩写)?

对于北京究竟是翻译成Beijing还是Peking，对于我来说本不是问题；但看到昨天的《中国青年报》上有一篇《调查显示8成人反对将北京国际译名定为Peking》，文章把北京的英文究竟怎么翻译上升到民族自信的高度，在我看来就是问题了。

根据我看过的一些资料，当年拼音和简化字的出台目的是为了最终把汉字罗马拼音化。现在看来这是一个愚蠢、失败的方案。当然，拼音对于中国人学汉字的发音，还是有帮助的。但报道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那位教授所称“由于采用了国际上流行的拉丁字母，它还能很好地帮助外国人学汉语，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就是想当然了。许多外国人根本不会发汉语拼音中的一些音标，比如“x”，而韦氏拼音则顾及了外文的发音习惯。还是举报道中出现的两个例子，毛泽东的韦氏拼音是MaoTse-tung，孙中山是SunYat-sen；其发音显然要比Maozedong和Sunyixian容易。不信你随便找一个老外，让他发“xian”，他肯定晕菜。

尽管新华社的法语新闻中把北京翻译成“Beijing”，但法国媒体始终把其翻译成“Pekin”，这是一个习惯性的问题。在汉语拼音远非一个中外兼顾的完美方案前提下，如果你为了统一标准，那就尽量去推广，但没必要胡扯什么民族自信，动不动就说民族自信恰恰是很不自信的表现；况且大多数外国人已经把北京翻译为beijing，所以我实在看不出来那家报纸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调查。

这个调查是由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某网站新闻中心联合开展的。任何一家严肃的媒体都不会把网上进行的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写进报道；而且那篇报道也没有提到多少人参加了调查，以及这些人的基本信息等资料；在这样一个语焉不详的背景下，就拿“八成”出来吓唬人，有点职业素养好不好？！

又想起前段时间，有学者说把龙翻译成dragon不妥，因为dragon是一种怪兽，会让外国人觉得中国的形象充满威胁。如果那位学者要是知道了北京的英文缩写还有口交的意思，他是不是会出来鼓捣给北京改名呢？谁说中国的学者不是笑料的最大提供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