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然的blog——i'm blinded by blackness

2006年9月，伦敦的一个屋顶花园中，麦当娜坐在秋千上，向一群孩子们朗读着她即将发表的童话故事书——《英国玫瑰》的续集《Too Good To Be True》。好一幅慈母图。这时的麦当娜，刚刚结束了新一轮的世界巡回演唱会，随后将远赴非洲的马拉维，探望当地的孤儿。而这本书所有的收入，也将捐赠给那些孤儿。

在亚马逊关于《Too Good To Be True》的网页上，能看到麦当娜向马拉维的孤儿们赠书的一段视频。这位曾经的拜金女郎，在视频中显得慈爱爆棚，她再三嘱咐孩子们：“一定要仔细读这本书哦！不要光看插图！我下次回来的时候，你们要交给我读书报告，我要问你们这本书究竟说的是什么。”这次马拉维之行，最终演变成一场闹剧。由于麦当娜准备收养一名当地孤儿，而根据该国法律，不许外国人收养本国孤儿，英国的媒体怀疑麦当娜利用自己的名人地位，影响该国官员的决定。麦当娜在上奥普拉的节目时，委屈地说： “我只是想让那个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

在《Too Good To Be True》的开头，麦当娜这么写道：“如果你到现在还没听说过英国玫瑰，那么你可能是因为：a）住在石头下面；b）住在月亮上面；c）被仙女带走了。无论你是选择了a、b或者c，我都很乐于告诉你这个已经为其他人所熟知的故事。”

已经很久没有人敢这么猖狂地介绍自己的新书，但麦当娜的确有理由这么自信。自从2003年开始写童话书以来，她的前五本书已经卖掉了一百多万本。这种惊人的销售成绩吸引了众多的电影明星、流行歌手、政客，甚至是黑帮匪徒，纷纷拿起笔来创作儿童故事。去年年末的时候，《纽约时报》儿童读物畅销排行榜上的前五名中，有三本都是名人写的儿童书，包括曾主演《真实谎言》的电影明星杰米·李·柯蒂斯写的《Is There Really a Human Race？》，性感歌手格洛丽娅·艾斯特芬写的《Noelle's Treasure Tale》，以及著名的黑人喜剧明星乌比·戈德堡写的《Big Book of Manners》。而英国的情况也差不多。现在，英国卖得最火的几本儿童读物作者分别是前披头士成员保罗·麦卡特尼、主演《音乐之声》的茱莉·安德鲁、来自澳洲的性感歌后凯莉·米洛以及麦当娜。

名人写儿童读物的现象并不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秀兰·邓波儿就写过好几本这样的书，伊丽莎白·泰勒14岁就写过一本关于她的宠物花栗鼠的书，五十年代的百老汇明星凯·汤普森写过一本《小姑娘艾罗依》的书，这本书直到前两年还被迪斯尼翻拍成电影。在过去的15年里，进入这个领域的名人越来越多，斯汀重新改写了圣经里诺亚方舟的故事，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写了本关于一个残疾儿童和他的怪物朋友的书，连美国的黑帮老大约翰·高迪都拿起了笔，他向法官保证今后将以写作儿童读物为职业。这份名单继续开下去的话，还包括明星约翰·特拉沃塔、查尔斯王子……但这种现象真正引起公众的关注并被称之为一种现象，还是麦当娜在2003年出版了几本儿童读物并大获成功之后。儿童读物的真正购买者是父母，明星的儿童读物卖得还是名气。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明星一窝蜂都开始写儿童读物。

为了扩大知名度可能是明星写儿童读物的另一个原因。格洛丽娅·艾斯特芬就随书赠送单曲CD。今天10岁的孩子，再等上个五六年，很可能就是自己的粉丝。“我是看着你的书长大的”与“我是听者你的歌长大的”或者“我是看着你的电影长大的”一样，都是明星们既爱又恨的话，但恨是虚的，爱是实在的，因为粉丝这种朴素的感情，给明星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物质。

最大一种可能是，许多出书的名人都已经为人父母，他们每天给自己的孩子在临睡前编故事，编到最后觉得还不如出书。写一本蒙小孩子的书显然比写一本《尤利西斯》或者《追忆似水年华》要容易得多，并不需要太多技巧，以后自己的头衔中还能多出“作家”二字，只要故事是教小朋友与人为善，不要在故事中出现儿童世界不该出现的东西就行。比如2月18日《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说获奖儿童读物《The Higher Power of Lucky》在美国很多学校遭到了抵制，因为书里第一页就有人说一条响尾蛇咬了他家小狗的阴囊。像这种词显然就不应该在儿童读物中出现。

当然书写得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100本最佳儿童读物》的编辑安妮塔·西尔维担任儿童读物编辑35年，有着55年的阅读经验，看过10万本以上的书。她对这种明星出儿童读物现象的评价是：“如果是我做出版人，这些书一本都出不了。”但书写得不好未必就是坏事。当你给孩子读到书的结尾，已经忘掉了书的开头，于是第二天可以重新开始。对于环保主义者来说，这种书使得资源的效率运用最大化。从另一方面，这也证明了明星们还真没有找枪手代写，否则也不可能烂到这种程度。

人人都爱八卦。谁敢说自己不爱，我砍死你。

人人都爱八卦。谁敢说自己不爱，我半夜到你家楼下扔石头砸你家窗玻璃。

我要你虚伪！

究竟什么叫八卦？说来话很长很长。

在很久以前，古代的中国人用“一”代表阳，用“--”代表阴，用三个这样的符号组成八种形式，叫做八卦。每一卦形代表一定的事物；八卦互相搭配又得六十四卦，用来象征各种自然现象和人事现象。相传八卦是伏羲所造。现在大家所说的八卦，一般是指人与人之间，尤其是明星之间的绯闻，相传这个词是港台人士所造。不过这种用法，在我看来完全符合这个词的本意——象征各种自然现象和人事现象。

八卦有一个近义词，叫“逸事”（多美的一个词，飘渺的事情，也就是不靠谱的事情）。《现代汉语词典》很权威，它给“逸事”的定义很婉转：世人不大知道的关于某人的事迹（多指不见于正史记载的）。其实，《现代汉语词典》不好意思说“逸事”就是关于某人的小道消息，因为那样的话，“逸事”就成了八卦的同义词，而不是近义词。

英语词典之父约翰逊博士早在1773自己编的字典第四版中就收录了逸事（anecdote）这个词，还说它来自法语，指传记中的事件，或者私人生活中的简短片断。英国人恨法国人恨得厉害，不好的词都说来自法国，或者干脆就以法国命名，比如说保险套是french letter，说舌吻是french kiss。法国人不就是搞过一次诺曼底征服吗？还是中国人大度，从来不叫保险套japanese letter。到了《牛津英语辞典》，逸事的定义听起来比较像是那么回事了：指对于有趣或显著的个别事件的叙述。

有趣，是八卦和逸事的核心特征。没趣的东西，谁还会有兴致去传播？吃多了吧！当然，这种有趣不见得仅仅局限在腰部以下，所以喜欢八卦和逸事的人，完全没有必要觉得自己低级趣味。所谓趣味的高低，不过是自认为趣味高尚的人给自己不喜欢的人所下的一个定义而已，其中充满了狭隘和偏见。

说了这么多，是因为今天买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音乐逸事——上百个关于世界上伟大作曲家和演奏家的精彩故事》。如果换了我是这本书的编辑，我会直接起名字《音乐家的八卦故事》，因为里面全是八卦故事，管它靠谱不靠谱，读书不就是为了阅读快感、读起来爽嘛！那种考验耐心的书，当然也可以读可以买，比如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我买了每年只看一页，就是三十晚上，读一页助眠。根据个人经验，这本书的助眠效果绝对好过春晚：前者让你对知识产生一种敬畏——算了，我投降，我睡觉；而后者则让你对自己的智力产生一种不切实际的优越感，你会觉得原来有这么多傻子，这种优越感会让你得意忘形到失眠。

忘了说，当时买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还是因为看到罗素在书里提到了伊壁鸠鲁派。这是我最喜欢的哲学派别，因为它鼓吹享乐主义。

SPORTS ILLUSTRATED中文版《体育画报》是新杂志中文字最好看的一本。其实不仅仅是在新杂志中，可以说在所有的杂志中，它的文字都是上佳的。它的写作手法完全是典型西方式的，没有大而空的言之无物。每个报道，读起来都像是一个故事，有非常强烈的现场感，比如这样的开头：“故事要从1964年秋的一天说起。某某把某某叫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每年《体育画报》都要出一本泳装特刊。还是去年冬天的时候，我在北京的街头已经看见了泳装特刊的广告。寒风中，广告牌上一群穿着白色比基尼的美女，笑得比阳光灿烂。三月，泳装特刊的第一本中文版面市了。同事昨天送我一本，不忘补上一句：这本杂志适合男人的手部运动。办公室另外一个女同事看见了，嚷嚷也要去买一本。大家很好奇，问：女的也买这本杂志？她咬牙切齿地说，我买来就贴在墙上，然后扔飞镖。

果然是一本为运动服务的杂志，无论是对于男人还是女人来说。

人类有两种职业最为古老，其中一个就是偷窃。《圣经》记载，摩西在西奈山令受《十诫》，其中的第八条诫命这样说：不可偷盗。而翻开中国的古书，不用怎么费力气就能找到“楚有善为偷者”（《淮南子•道应》）、“窃其猪彘”（《荀子•正论》）、“窃货曰盗”（《荀子•修身》）之类的话。可见，无论东西与古今，偷盗延绵不绝。从小到大，小偷从未近过身，没想到我的第一次于两年前丢在了马德里。

也许是地中海的阳光让人变得慵懒，西班牙人做事永远不疾不徐，连作息时间都与其他国家不一样。在这里，大家九十点开始上班，两点到五点午休，五点到八点把上午刚开始干就因为午休而停下的工作继续干完。巴塞罗那的那座教堂为什么修了一百多年还没完工？想想其实是有道理的。

那天早上刚采访完大导演阿莫多瓦的铁哥们，下午的采访对象要求把时间定在五点以后。一大把时间没有地方打发，要知道午休时间连商店都要关门，最后和同事商量后决定，找家餐馆慢慢耗着吧。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西班牙菜是西餐中最容易被中国人接受的，一样多油、多盐。可那天，偏偏就被一家餐厅卖的汤碗般大小的汉堡包给迷住了，于是走进了这家位于市中心的美式餐厅。

挑了角落里一个靠窗的位置，把挎包放在板凳和窗子之间的位置。没一会儿，旁边一张大桌子就来了一群老中青三代西班牙美女，她们说话的声调热情得像窗外明媚的阳光，夹杂着抑扬顿挫的起伏。等了一会儿，跑堂的把巨无霸汉堡和薯条送上，于是埋头猛啃。偶尔抬起头，看看窗外的行人，有帅哥，有美女，还有像美女的帅哥，以及像帅哥的美女。这时过来一个看上去像南美人的中年男子，对同事说要借用后面的椅子。同事扭头帮他取过椅子。窗外，行人透过玻璃窗投来在那会儿看来是异常深邃的目光。我还暗想，西班牙人真逗，这么热情地民族，竟然还能有这么哲学家的目光。一扭头，发现隔壁那桌的美女也不说话了，盯着我的方向。于是心中暗爽，估计杜拉斯年轻那会儿在西贡见到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时，应该也是这种表情吧。

磨蹭到三点，低头拿挎包里的钱包，咦？我的大包呢？当时脑子里异乎寻常地镇定，站起来，还没忘记清了一下嗓子，然后大喊：“我的包呢？”餐厅刹那间安静下来，大家的表情分明是如释重负——这个小子终于知道包被偷了。旁边那桌热情地西班牙女郎，用结结巴巴地英文说：“被偷了，被偷了。”我当然知道被偷了，看见她们手里的万宝路，说：先给我一根。其中一个美女站起来给我点上烟。吸了一口，人顿时就颓了。包里面有采访机，采访机里有过去数天的采访录音；有照相机，照相机里有过去数天拍摄的采访对象的照片；有随后数天采访的时间、地点、联系电话；当然还有钱包，钱包里有数张信用卡、人民币、欧元若干、身份证……也许还有护照。再过一天就要去巴塞罗那，没有护照飞机都上不了。

幸亏同事带着大使馆的电话，打过去之后对方说：现在是午休时间，你们五点之后再来，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去警察局报案，我们办理临时护照的时候需要警察局的报案证明。找跑堂的小二要了附近警察局的地址，于是打车飞奔至警察局。

警察局门口站在一个骠悍的警察，见我愁眉紧锁地进去，就主动递过来一张写有电话号码的纸条，不等我开口说话，就一口气说出来：“被偷了？我不会说英文，你拨打这个电话报案，电话在里面一个房间。”他还背熟了！进入里面一个房间，桌子上有一部电话，拿起听筒，竟然发现是投币电话。我的怒火腾得就起来了。回到门口，我对着那个警察就嚷嚷起来：“我钱包都被偷了，怎么还有钱打投币电话？有你们这样的吗？”他咕噜咕噜一通西班牙文，还是那么抑扬顿挫，但这次我越听越生气。就这样他西班牙文我英文，鸡同鸭讲了十几分钟，估计被我吵得够呛，于是他走进另外一间屋子，叫出来一个警察。

这个警察眉清目秀，用充满同情地口吻说道：“我是这里惟一会说英文的警察，你等我一会儿好吗？我正在处理另一个案子，一会儿就给你办。”看见他态度好得像个失窃者，而我凶得像个警察，自己也不好意思起来，于是到放着电话的那个屋子坐下来。

没一会儿，听见门口的那位警察又背了一遍跟我说过的同样的话，接着一对看起来挺老实的外国夫妇走了进来，男的发现是投币电话，就从裤兜里搜索半天，找出了几枚硬币。

“我坐地铁的时候包被偷了。我是荷兰人，来马德里度假。”

“对，里面有钱包，还有信用卡和警官证。”

“对，我是警察。”

……

西班牙人说“一会儿”的时候，很可能就是几个小时。等到那位和蔼的警察终于送走一位老太太后，把我叫进了他的办公室。询问了时间地点失窃财物之后，他把笔录从电脑里面打印出来两份，让我签上字，一份存底，一份让我交给大使馆。然后，把我和同事送到门口，说了几次：对不起，对不起，外面小偷多，我们警力实在不够。

看看时间，大使馆已经下班了。既然被偷之，则安之吧，先回酒店。突然想起门卡也在被偷的包里，冷汗顿时狂奔而下。要是小偷拿着我的门卡（上面有酒店的地点和我的房间号）进入酒店房间，那我岂不是……

坐上出租车赶紧回酒店。冲到前台，要求保安经理给我打开房门。进去之后，发现行李还在，而且在保险柜里发现了我的护照。原来，那天我根本没有带护照出去。

至于那份西班牙文的报案笔录，我已经裱好，用镜框挂在家里，作为永久的纪念。

我靠！我靠！我靠！严歌苓的中篇小说《密语者》太他妈好了！多少年没读过这么好的中篇。有评论家说斯蒂芬·茨威格的中篇，没人都出其右。但严歌苓的这篇《密语者》，绝对不在茨威格之下，尤其是情节的安排与设计，尽管没多久就猜到了结果，但看到最后还是汗毛都起来了。让那些一天到晚自以为是作家的人好好读这本书，让你们羞愧地去撞墙！别以为会写字就能写小说。

不知道这个中篇是她哪一年写的，虽然出版时间是2006年11月（台海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