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然的blog——i'm blinded by blackness

台湾的出版业向来反应敏捷。今天在台湾诚品书店的网站上，看到这样一本书的文案：

全世界「最高規格」的保障勞工法規─勞動合同法，2008年1月1日即將上路！什麼叫勞動合同法？

這個讓台商聞風喪膽的新制法條將於明年元旦開始施行，內容包含了企業的員工招聘與配置、員工培訓規定、薪資結構制度、績效管理制度、辭退員工與員工辭職制度等人資管理體系重新統整，未來公司無法輕易解僱員工和聘請臨時工，此新制將導致人力資源的管理成本大幅度上升。

今年9月新聞全開版面報導，新光三越與北京華聯集團合資設立的新光天地，中國股東企圖鯨吞，要求新光三越拱手讓出經營權，在台灣勢力極大的吳家都無法避開經營風險，台商在西進投資的同時，更該了解大陸當地文化法規，因應大陸的特殊環境，在管理觀念與做法上做適當修正。

大陸經營實屬不易，面對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環境與台灣差異甚多的前提之下，如何在管理觀念與做法上做適當修正，藉此因應新的法律規範做出對應策略，亦或是台商將出走大陸，尋找下一個投資聖地。

1963年的春天，在纽约的知识分子圈中算得上一个人物的伊丽莎白•哈德维克（Elizabeth Hardwick）与诗人丈夫罗伯特•洛厄尔（Robert Lowell）到朋友爱泼斯坦夫妇家做客。当时，美国的印刷工人大罢工仍在进行，每周日出版的《纽约时报书评》已经停刊了一段时间，主宾一合计，决定趁机合伙做一本书评杂志。说干就干，洛厄尔第二天就从银行获得了4000美元的贷款，然后又连哄带骗地从有钱的朋友那里拉到一笔投资。没用多长时间，第一期《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的清样就放到了洛厄尔夫妇的餐桌上。

对于出生在波士顿一个望族的罗伯特•洛厄尔来说（这个家族先后诞生了美国宪法的签署人、著名的哲学家、马萨诸塞州的第二任州长、数位诗人），弄一笔钱做一本这样的杂志并不是什么难事。此时的洛厄尔，被公认为同代美国诗人中最优秀的一位。被以赛亚•柏林称之为“我所认识的最聪明的女人”的哈德维克，其家庭背景与洛厄尔正好相反，她出生在肯塔基州的一个清教徒大家庭，在11个孩子中排行老八。做一本《纽约书评》这样的杂志，完全符合哈德维克的梦想——成为一个纽约的犹太人知识分子。至于为什么是犹太人知识分子，哈德维克的解释是：犹太人有着理性怀疑的传统，而且犹太人对欧洲文化的开放态度以及流离失所的生存状态，对她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1946年的夏天，洛厄尔与哈德维克在格林威治村的一个派对上结识。当时，洛厄尔与小说家吉恩•斯塔福德的婚姻关系摇摇欲坠。之后的两年，两人都在著名的亚都艺术家社区担任驻区作家。1949年，哈德维克在过完33岁生日的第二天，成为了洛厄尔的第二任妻子。

结婚没有多久，洛厄尔就表现出狂躁抑郁症的迹象，至少有20次被送到精神病院接受电击治疗。两个人的关系时好时坏，直到1970年，洛厄尔到牛津大学担任访问学者。在那里，他结识了英国女作家卡罗琳•布莱克伍德。洛厄尔一直寻找着他的缪斯女神，但这位给他带来创作灵感的女神，却不停地更换宿主，这一次她寄宿在布莱克伍德身上。

哈德维克为了挽回洛厄尔，给他写信打越洋电话。但哈德维克的恳求之辞，竟然出现在洛厄尔的十四行诗中，并且在1973年结集出版，书名用了一个奇怪的意象——《海豚》。《美国诗歌评论》上有人撰文，抨击这本诗集的出版是“诗歌史上最具报复性、最为卑鄙的行为”。

这段经历，促使身为文学评论家的哈德维克重新开始思考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1974年，她出版了影响力最大的一本随笔集《诱惑和背叛——文学世界里的女性》，在这本书中，她提出一个颠覆传统文学批评的观点：不贞节的爱，定义了文学世界里那些最为著名的女性形象的命运。

仅仅过了四年，洛厄尔眼中的缪斯女神再次回到了哈德维克身上。1977年的春天，他回到了哈德维克身边，但这却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那一年的9月，洛厄尔来到纽约，在从肯尼迪机场到哈德维克家的路上，因为心脏病发作，他死在了出租车的后排座位上，享年60岁。30年后——2007年12月2日，哈德维克因病在曼哈顿的一所医院里去世，终年91岁。生前，她依旧对洛厄尔充满谢意：“结婚前我不知道自己会进入这样的婚姻；但即使我事先知道，我还是会嫁给他。”在哈德维克死后，有人称她为女权主义作家。但这听起来，实在太过反讽。

同事独自去泰国休假，期间断了联系。没多久，办公室就有传言说她可能被卖到阿拉伯去了。那时候，我真担心啊，她可是跟我关系最好的同事之一。今天早上一开机，就接到她午夜回京后发出的短信，说到了，还没下飞机。突然，就觉得很失望。本来在谣言满天飞的时候，我都盘算好了：既然横竖是要被卖，那最好能卖到一个阿拉伯的大户人家做妾，现在油价这么高，要是哪天我在北京开一加油站，找她进货总比从中石油进货的价格便宜吧。

看到她的短信时，我知道加油站计划流产！

每次打开电脑后，第一件事就是点开Foobar，让音乐出来，然后才是点开文件夹或者浏览器。每次出门的时候，在把钥匙装进裤兜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mp3 player的耳机给戴上。走进公共场所，越来越多的地方在播放背景音乐。人类历史上，什么时候音乐有过如此之多的格式？8个音符的力量，远比你想像得强大。

虽然是技术让音乐变得廉价，你甚至无需唾手就可得，但选择让音乐占据空间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用音乐填补声音的空白，或者用音乐压住另一种声音。我怀疑，当面对一个寂静的环境，我们还能适应吗？明天晚上6点，在北京塞万提斯学院将有一场持续30分钟的沉默酒会，由艺术家特雷斯主持。活动说明是这样的：“一个无语言、完全安静的社会聚会。沉默的使用，可以说是对语言世界的一种拨乱，但同时也被语言世界所认可。”

沉默的环境，总是让人局促不安。假如明天我在场，我怀疑自己很有可能不到二十分钟，就会像吴宗宪那样大喊一声“Come some music”。

昨天被人拉着去中关村买手机。走在永远熙熙攘攘的海龙一带，马路上满是身高1.55左右、戴着眼镜却遮不住眼中决绝的目光、头上的头皮屑星星点点的女生。走在旁边，真怕她们甩头发。中关村大街的西边是海龙、鼎好，不是卖电脑就是卖配件；东边的科贸中心，十几层高的所谓写字楼，基本上都是卖走私手机的店铺（任何你知道的、国内市场还没有或者售价太高的型号，这里全有），而且每家的墙上都贴着黄色的“泡泡网推荐商户”字样。这就是中国的硅谷。

很少去北京的西边，是因为对于高校云集的地方向来有一种几乎出自本能的厌恶，这都是我从小在一所大学的校园长大所留下的后遗症——从附属小学开始，到中学，到大学，最后母亲问我要不要念研究生，可以留校当老师，话没说完我哭着就离家出走了——我不要死在这个装着几万人的大院子里。许多人的大学生涯只有四年，就算是念协和，本科到博士连读，也就是七八年吧！但我的大学生活，却占据了我到目前为止生命三分之二的光阴。

因为有了大学的那堵墙，所以在父母及其周围的人嘴里，就有了社会和大学之分——生活在围墙里的，叫学校的人；生活在围墙外的，叫社会上的人。一直以为留在我记忆中的，一直都是大学校园的种种不是，直到几个月前在《万象》或者《读书》上看到一篇回忆我生活过得那所学校的文章。先说“一直”部分吧。似乎走在大学校园马路上的每一个人都是父母的熟人或者朋友，你对谁微笑着喊“阿姨、叔叔”或者没有对谁微笑着喊“阿姨、叔叔”，在你回家之前，父母已经全部掌控，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年前在读《1984》那本小说的时候，一直是一种无动于衷的心态，因为那就是我的已经习以为常的生活。

中学偶尔逃课，在大学校园里晃荡，十有八九会碰见班主任，我的解释荒谬透顶：迷路了！怕什么，反正她也是上班时间溜出来买菜，她敢在班上批评我吗？因为大学的寒暑假，父母每年会有比“社会上的人”多出几个月的时间盯着你，所以大学子弟中，罕有早孕的——中学生出事儿不都是在寒暑假嘛；一旦什么熟人的子弟干了什么男盗女娼一类不道德的事情，那将是好多父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吃饭的时候对孩子进行教育的活生生的素材，结尾还总不忘加上一句：现在他或者她的父母，走在马路上都低着头，碰到熟人也是挤一个惨淡的笑容，赶紧走过去！

几个月前，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回忆我生活过得那所学校的文章，脑海里于是突然出现了那么多有趣的记忆，我想那是只有在大学校园长大的孩子才有的记忆。
……

直到许多年后，从我一本本偶然读过的书中发现：原来，那个在马路上哆哆嗦嗦走不稳的老头，第一枚原子弹还有他的份；那个在马路上和爸爸点头后擦肩而过的老头，是陈寅que的好朋友；我家后面的那栋别墅，是当年郭沫若和情人住过的地方；而那栋房子旁边的另一栋屋子，曾经住着一对著名的知识分子夫妇，据说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外甥朱利安·贝儿和女主人关系挺好……

我算是找到我八卦的源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