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然的blog——i'm blinded by blackness

突然，每个会写字的人都说自己即将写小说或者正在写小说。于是，当碰到一个真正能写好小说的人，你反而觉得“写小说”这个说法显得不够了分量，甚至有点轻佻。毕竟，写故事和写小说是两回事。就像《故事会》和《收获》《当代》之间的差别——尽管，这两种类型的杂志之间的差别正在日益缩小。

海外的时尚杂志社好像隐藏着一群真正很能写小说的人。比如美国作家Ann Patchett。她曾经在老牌的少女杂志《Seventeen》工作，不过据说那会儿，她每写五篇只有一篇能够得以发表。后来她得了PEN/Faulkner Award和Orange Prize。她在1992年出版的《The Patron Saint of Liars》是我去年所看的最好的一本小说之一。

刚看完的《The Piano Teacher》的作者Janice Y.K.Lee，曾在《ELLE》杂志工作，这是她的第一本小说。尽管2009年才过完6个多月，但我可以肯定这本书将是自己今年看过的最好的小说之一。故事发生在日本占领香港时期及其战事结束后，一个英国男人和一个中葡混血女人以及和一个英国女人的感情故事，在不同的时代穿插进行。不过，你很难对这部作品进行归类：爱情、惊悚、神秘，似乎都有；这一切又都放置在一张历史背景的大网笼罩之下。作者繁茂的叙事能力，很难相信这是她的第一部小说。而对历史细节的刻画，证明作者实践了传说中严肃作家创作一部作品时所做的大量的案头工作——Janice Y.K.Lee说自己花了五年的时间到香港大学的图书馆以及纽约公共图书馆查找当年的历史资料，包括当年的演讲稿、社会风俗、政治事件……

最近看到好几本以四五六七十年代的香港为背景的小说。有趣。

米国大使馆自己设了一个空气质量检测站，在twitter上每小时公布一次空气中颗粒污染物的指数。
http://twitter.com/BeijingAir

竟然把google的境外搜索关闭了。对于从事翻译工作的人来说，简直是噩梦！！！！

据说，每年到义乌做生意的阿拉伯人比到整个美国的阿拉伯人还要多。而且，义乌为了吸引更多的阿拉伯商人，不仅修建清真寺，还准备为他们的子女修建幼儿园、小学、中学。

苏格兰皇家银行驻香港的中国问题首席经济学家Ben Simpfendorfer在《The New Silk Road: How a Rising Arab World Is Turning Away From The West And Rediscovering China》一书中说，在2001年9月11日之后，在欧美要修建新的清真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美国人把恐怖主义和阿拉伯人之间划上等号，的确让阿拉伯人很恼火。一个朋友的朋友是阿拉伯人，去美国做生意，在机场入关的时候被要求脱得只剩内裤，从此断了和美国人的一切生意往来。上个月，有一条新闻被国内媒体所忽略：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了中东地区最大的进口来源国。在Ben Simpfendorfer看来，中东和中国的“再续前缘”将产生何种结果，在西方也未受到重视。不过，他的这本书出来之后，倒是许多主流的财经媒体都给了大篇幅的书评。

在比较中国和中东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时，作者提出了两个新鲜的观点，一个是年轻女性在中国经济腾飞中所扮演的角色，Simpfendorfer在书中把她们称之为“female heros”（女中豪杰），他指出这是中东不可能被复制的一个现象。另一个观点，是语言改革在中国经济保持双位数增长中所扮演的角色——4亿劳动力可以在中国任何地方工作，只要说普通话，就不会存在语言问题。

一本研究著作，罕有文字这么平实的，而且在义乌开餐馆的巴勒斯坦人，到情人节的时候在大马士革的巷子里卖中国制造的“Love Me”枕头的叙利亚商人，书页间散落着各种生动有趣的故事，所以Ben Simpfendorfer的这本书极具可读性。此外，作者能说中文和阿拉伯文，因而可以到网站或者论坛浏览一些普通人的看法、观点，并融入到这本书中，而这也是这个领域的许多研究者所欠缺的。

你会唱歌跳舞吗？是印度好还是中国好？这是Pallavi Aiyar在中国被人最常问到的两个问题。

当她在2002年乘坐东航航班从新德里来到北京广播学院教书之前不久，这两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而且是邻居）之间才刚开通第一条直达航班。Aiyar说她去中国大使馆办签证的时候，发现门口竟然冷冷清清，而其他国家驻印度的大使馆门前往往挤满了印度人。

在北京呆了几年后，她才意识到出租车司机总对着她唱的那首歌来自一部名叫《大篷车》的电影。那位印度演员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非常红，她说自己的一个亲戚曾经在智利的某个小城听到那位演员的歌声。

慢慢地，她发现中国人不仅对印度人有着“能歌善舞”的陈腐印象，汉人对中国所有的少数民族也都有这种类型化的印象。至于究竟是印度好还是中国好，Pallavi Aiyar试图在《Smoke and Mirrors: An Experience of China》这本书中通过事实展现出某种可以视作答案的选项。

中国的经济发展无疑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她在宁夏某个贫困的乡下采访，碰到一位老汉抱怨村子里15年没有女人嫁过来，因为太穷；结果她发现这位老汉家里既有电视还有DVD机，她说在印度这已经可以算作中产阶级了。在印度，只要会写自己的名字，就不能算作文盲，而中国的标准是得认识1500个汉字。

在这本书的前三分之一，Aiyar就像是所有初次来到中国的外国人，笔下的所见所闻在大多数外国人写的关于中国的书中都能看到。这本书的有意思之处来自后面的三分之二。

在印度，她最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印度能从中国学到什么？这个问题就跟“是印度好还是中国好”一样，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有相当部分是政府强势的结果。比如Aiyar在德里的家附近，有一个过街隧道修了三年还没有修好，但中国只要在围墙上写一个“拆”字，一两年后这里就变成了一栋高级写字楼或者一座高架桥。但这并不表明作者认同这种集权的行事方式，或者不珍惜一些普世的价值观。在中国的五年时间里，她发现中国就像是一个压力锅，而印度虽然是一个高度腐败、存在诸多社会不公的国家，但通过民主渠道或者对文化及信仰多样性的尊重，社会压力得到了相当的释放。

不过，中国的诸多做法在印度的中产阶级中似乎得到了普遍的认同。这让我想起一些中国人在比较中印的时候，最爱引用的一个观点是两国的经济现状证明了某种主义的优越性，而忽略了（或者刻意忽略）种姓制度在其中的作用，以及印度之前的经济发展选择——选择了软件业而非能吸收大量劳动力的出口加工制造业，甚至文化差异或者对人生态度的不同。

简单的结论，要不就是出于粗暴，要不就是出于刻意隐瞒。对于究竟是印度好还是中国好，Pallavi Aiyar到最后也没有给出自己的答案。我相信，许多人看完这本书，也难以得出答案，因为我们无法通过假设去推导出必然的结果。但我相信一点：Pallavi Aiyar在新闻写作课上对所谓的正面新闻和负面新闻提出质疑后，那个恼羞成怒站起来予以反驳，认为中国人需要从正面新闻中获得鼓舞的学生，有着可悲的、惯于被奴役的灵魂。